在電影《建黨偉業(yè)》中，有這樣一個片段：以辜鴻銘先生為首的“舊學”派與以胡適先生為首的“新學”派在北大進行了一場關于新舊文化優(yōu)劣之比較的辯論會。辜鴻銘先生以其特有的方式捍衛(wèi)傳統(tǒng)文化，他稱當下的國人雖然剪掉了辮子，但內(nèi)心的辮子卻還存有，他自己雖然還留著辮子，但內(nèi)心卻沒有辮子。在老先生看來，如果擅自將一個標準的、地道的中國人變成一個歐美人，那將是對于文明和人性的一種危險和威脅。在當時西學東漸的中國，辜氏看到“五四”運動以一種摧枯拉朽的方式把傳統(tǒng)文化全盤否定，便起來聲討，他認為全盤西化后的中國人將不再會過那種真正的中國人的心靈般的生活，那就意味著人類將會失去一筆不需什么花費就能讓民眾就身秩序的文明財富（也就是儒家的良民宗教）。辜氏的這種擔心也并非全然是杞人憂天，就當今的中國社會生活情形來看，確實在有些方面印證了辜氏的那種擔憂，比如全民的拜金、道德的滑坡、奢侈之風的盛行、一些80、90后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浮躁與淺薄等等，原先為辜老先生所稱頌的中國人的深沉、博大、淳樸與靈敏，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似乎難以顯現(xiàn)；作為傳統(tǒng)的中國人身上的那種難以言喻溫良和儒雅在現(xiàn)代中國人身上似乎也很難找到。要究其原因，也許是當代的中國人已不再閱讀經(jīng)典，不再像古代的孩子那樣，生下來后所學的第一句話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們現(xiàn)在似乎更愿意接受電子媒介的信息，覺得閱讀紙質(zhì)的東西既緩慢又費勁，不如從電子媒介上獲得信息那樣輕松。在這個方面，俄羅斯的民眾更有說服力。原先前蘇聯(lián)的民眾都非常熱愛閱讀本國的經(jīng)典，即使是一個農(nóng)婦，也能隨口背誦幾段契科夫的戲劇臺詞或者普希金的詩句，所以當時的民眾是深沉、理性而又淳樸的，因為他們吸收的是真正的精神養(yǎng)料。而后來隨著電子媒介的誕生以及聲訊技術的普及，人們已不愿再去閱讀真正的紙質(zhì)的經(jīng)典，轉(zhuǎn)而熱衷于淺近的輕松文學，漸漸地，人們開始變得浮躁、淺薄、無聊，由此看來，前蘇聯(lián)的解體似乎與此也不無關系。我國宋朝的博學大儒程灝認為，如果沒有方法和目的，僅僅是為了從書里得到消遣的那種無計劃的讀書，就如同是浪費光陰，并且那種讀書也會將我們的靈魂玷污。所以，閱讀經(jīng)典的真正目的應當是：讀懂生活，理解生活，探究人生之道，進而懂得應當如何生活，如何去過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生活。
        毫無疑問，儒家的經(jīng)典主要告訴我們的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應當需要怎樣的人生，應當過上怎樣的生活。整部《論語》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以及孔子與其弟子的對話都是在討論一個問題：即人之所以為人的標準。而這個標準正如余秋雨先生所總結(jié)的那樣，共有三大模式，一是在行為模式上的禮儀之道，二是在思維模式上的中庸之道，三是在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我們?nèi)绻斪窨鬃拥慕陶d按照這三大模式去修造自己，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具有儒雅與溫良氣質(zhì)的中國人。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正是尊崇了這樣的標準，才使得一個擁有龐大人口的泱泱大國能夠在和諧與穩(wěn)定中走到今天。